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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特点:
朱熹理学一派源于二程兄弟,他们以继承圣人之道相标榜。
(原文是: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。当然,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,能使它高过额头。
今人之性,生而有好利焉,顺是,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人见其濯濯也,以为未尝有材焉,此岂山之性也哉?虽存乎人者,岂无仁义之心哉?其所以放其良心者,亦犹斧斤之于木也,旦旦而伐之,可以为美乎?其日夜之所息,平旦之气,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,则其旦昼之所为,有梏亡之矣。只有当人们强迫他人实现自己的性欲,这才是恶。另外,荀子也与孟子相似,缺乏历史感,缺乏中间环节或过渡,径指人天生就是罪恶的,这就让他的学说多少带有主观任意的色彩。这种极端化的耻言利思想,对后世有极其消极的影响,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轻商贱利不能说与他无关,而宋明理学存天理、灭人欲的极端主张更是接续于他。
当某人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,这是恶,在人类社会中不多亦不少。[9]把逐利之人视为土匪强盗。1915年,蔡锷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,起兵云南,其誓师中强调为人格而战。
陈独秀在《欢迎湖南人底精神》所赞扬的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、何等‘扎硬寨、打死战的‘书生、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,也正是湖湘地区学者书生的血性。[4]【明】刘宗周:《上论·公治长第五》,《论语学案》卷3,《文津阁四库全书》,商务印书馆,2006年,第0202-43页。这种血气、气质的差别,即有个体的,又有地域的。谭其骧则认为湖湘士人之所人材辈出、功业之盛,与他们遗传的蛮族血统有关系,他说:且清季以来,湖南人材辈出,功业之盛,举世无出其右,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,实有以致之。
[2]岂武人不读圣贤书,忠义血性独少欤?[3]这里所运用的血性,就既不仅仅是自然的血气,也不仅仅是道德的理念,而是血气与德性的渗透,即让文化的道德理念渗透在自然的生理血气中。血气作为人自然生命的生理依据,具有强弱、刚柔、盛衰、曲直方面的种种差异。
这种看法列入钦定的四书文中,可见这是一种有一定影响的观念。梁启超所赞赏曾国藩、胡林翼、蔡锷的,正是这些书生的血性。这种生理、气质的特质或功能被称之为血性。由自然血气产生的情感欲望,会使人迷失自己的德性,故而道德修养的过程,就是一个抑制、化解自己的自然血气的过程。
主流的理学传统总是将二者对立起来,如元代理学家许衡认为:古今人材,多是血气用事,故多偏。[6] 另一方面,湖湘士人又有深厚的重德性的思想文化传统,理学成为湖湘士人的学术传统与德性资源。同时,这种血性涵义的用语也大量出现在经史典籍或日常生活之中,也是从生理气质的涵义。[8]【清】曾国藩:《劝学篇示直隶士子》,《曾国藩全集》第14册,岳麓书社,1995年,第442页。
汉唐时期的湖湘之地因远离中原人文,故被视为南蛮之地。[8]总之,湖湘士人将个体的德性修身置于最重要的目标。
来源:《求索》2014年第1期 1854年,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,以抗击烽火燎原的太平天国军队,他在《讨粤匪檄》一文中,号召湖湘的血性男人加入湘军队伍,为保卫中华文化一战。这些描述均肯定湘人的血性、气质在刚柔、强弱、盛衰、曲直的两极性质中,偏于刚、强、盛、直的一面。
将血性概念作一分疏,恰恰是因为这一概念的差异中潜藏着一个思想文化的倾向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,成就自己的血性人格,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、实践中一直是将文化理念的德性渗透到生理自然的血气中去,建构出一种有着强悍血气的德性生命,或者说有崇高道德理念的血气生命。一种是从人的生理特质来定义血性,将血性视为血气之性。[2]【清】黄宗羲:《管仲》,《明文海》卷100,《文津阁四库全书》,商务印书馆,2006年,第1458-231页。在中国传统的主导观念中,人的本性是由仁义礼智的道德义理构成,这就是所谓的德性、本然之性、天命之性,并认为这种德性总是与人们自然血气相对立的。湖南人的血气,为什么会有这种刚、强、盛、直的特性和倾向?血气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,所以学者们亦往往从自然环境与生理遗传两个方面作出解释。
另一种观念是从道德理念与自然血气的结合来定义血性,将血性看作是血气与德性的结合,即是一种具有刚强血气的德性。[1]这显然是将血性视为一种自然生理的血气之性,并强调它与文化理念的义理是相矛盾的。
[6]谭其骧:《长水集·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》,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392页。这些历史文献、诗文论说中,比较一致地从血气之性的角度肯定湘人的特质是尚气劲直刚劲、慓悍、好勇、劲悍、气盛等等。
[4]读书人所向往的圣贤人格,竟成了一种深潜纯粹的无血性男子。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,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。
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: 湖湘士人 。然而,不管他们的政治主张、学术观念是什么,但是他们均将理学的德性修养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。[9]这种将德性与血气对立起来的观念在理学家那里十分普遍,所谓道心与人心的对立,也就是德性与血气的对立。对于大多数理学家而言,血气与德性之间向来有一种紧张关系。
[5]钱基源: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,第3页。北宋时期理学开山祖是湖南人,南宋时又形成当时为最盛的湖湘学派,以至于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也慨叹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,未有出湖湘之右者[7]。
应该说,对于湖湘士人而言,他们的先天条件中,有着这两个因素的丰厚资源。但是,为什么推崇理学的湖湘士人能够违背这一理念,从而坚持并完成血气与德性的结合呢?除了前面所产的湘人的血气本来就具有刚、强、盛、直等先天自然条件之外,更重要是还有湖湘士人的后天文化条件。
[7]【宋】真德秀:《西山文集》卷40,《劝学文》,《文津阁四库全书》,商务印书馆,2006年,第1178-452页。由于德性与血气的紧张对立,而读书人在读书明理之后,被引向克制、化解自己的血气之性,故而在实际社会中鼓励、引导养成一种强忍、克已的无血性人格。
晚清以来湖湘地区士人群体崛起,在中国政治史、文化上均占重要地位。[1]【清】方苞辑:《臣事君以忠》,《钦定隆万四书文》卷2,《钦定四书文》,《文津阁四库全书》,商务印书馆,2006年,第1455-229页。所谓血性,其实就是指人的血气与德性的渗透融合,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包括德性与血气的二重构造。如:独管子生周中叶,为血性丈夫,痛心蒿目,奋然以匡救为已任。
理学作为湖湘地区的主导学统,其最大影响就是湖湘士人特别重视德性修养。在古代的经史典籍和日常用语中,人们亦大量从血气与德性结合使用血性的用语。
但是,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恰恰是湖湘地区书生的血性。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
所以,本文特别关注的正是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。血性所包含的血气与德性是一种既具有内在紧张、又可以完美渗透的人格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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